推廣全民藝術，堅持中西、傳統與現代相結合
不久前的「台灣月」，打擊樂團在文化中心露天廣場上演了兩場野台演出，有用中西打擊樂器演繹的多首經典作品，也有用生活物品製成的有趣的打擊樂器演奏的兒童音樂會。朱想介紹好的打擊樂作品，也想把打擊樂的活潑、親民跟大家分享：「藝術可以高高在上，也可以很平民，可以做精緻藝術、做意念的表達，但更重要的是跟民眾的接觸。」他是一個來自三峽廟口的孩子，「我常常覺得台灣的文化中心就是一個廟口，很多人在那裡聊天喝茶，我認為它是最古老的文化中心，這次來香港，我們很開心是做這樣的事情。」20幾年前，他們就去廟會、公園、兩廳院門口、社區等不同地方演出，那些小朋友聽眾如今已經30多歲，成為了忠實觀眾，而打擊樂團也發展出十分細緻的演出類型，如經典、推廣、親子、節慶、校園、實驗性作品等。
「傳統與現代融合，西方與本土並進」聽起來像是口號，卻可在他們的演出中真切體會到。朱學西洋音樂出身，但傳統於他而言十分重要。他初回台灣時，就說要將中西、傳統與現代結合，那時，大家都覺得怪怪的，甚至有人譏笑，現在卻成為顯學。他第一次將京劇鑼鼓加入演出時，請了著名的京劇鼓師侯佑宗先生坐在首排，大家便不敢冷言冷語。在他麾下，所有團員都要學習傳統樂器，演出也嘗試與傳統跨界合作。之前在台灣、大陸巡演的《木蘭》就是將打擊樂與京劇融合，演員要學習京劇十三響、十八棍，用身體、棍法打節奏，打音色。一開始團員經常會問朱：「我是打鼓的，為甚麼要來打木棍，拍打身體？」「但當他們在舞台上演出時，也就明白了這個打法是傳統京劇的基本功，也是現代音樂的特色，無論是中是西，都已經變成完全內化的東西。」朱也曾是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校長，學校藝術科系的學生都要學習傳統文化，音樂系的學生必須學兩年的傳統音樂，從第一任校長已是如此，「以前在華人的領域中，中西是分開的，我們將他們結合。」
朱宗慶還有甚麼角色？還做了甚麼事？
朱成功地在台灣推廣了打擊樂，也讓樂團的足跡遍布世界，有人以為他的成功是因為背後有很大背景，但朱說他只是一個鄉下長大的孩子，是一個打鼓的，但他做了很多事。以前讀其文章，總覺得他是溫和的人，但他說他以前很凶悍，因為管理著這麼大個樂團，但現在越變越慈祥，眼前的他仍然以極快的語速說著，好像有用不完的熱情與分享不完的故事。
他是少有的獲得EMBA文憑的音樂家，他是音樂系的教授，也是藝術行政管理的教授，他為了推廣音樂去做行政工作，但他要團員將演出與行政分開。1989年，他創立「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負責樂團的經紀與行政事務，讓樂團的演出與行政分開。「藝術家在舞台上演出需要掌聲，行政人員的成就在於看到藝術家的成功來自他的規劃和推動，我是中間人，我要讓接受掌聲的人做得更好，讓行政工作者覺得有成就感，兩邊要兼顧，所以我比較特別，我心理滿足來自於讓兩邊的力量得到平衡。」
1993年，他覺得有個問題很嚴重，很多人覺得打擊樂就是朱宗慶，朱宗慶就是打擊樂，他覺得很榮幸，卻不健康。於是他創立了「國際打擊樂節」，把世界最好的打擊樂團請來台灣。「對內要扎根做好，但對外要國際，看不到世界不行。」國際化的同時，也必須提升台灣創作的水準，基金會委託作曲家創作了兩百多首作品，「以前，大家說國人作品是票房毒藥，我說是票房保證，鼓勵委託創作才有新的品牌和價值。」1993到2002年，朱甚至要求在「國際打擊樂節」演出的外國打擊樂團演出一首國人作品，將台灣的擊樂作品推向國際舞台，也刺激台灣作曲家的創作強度。
在朱的講座中，西九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說，在香港很難想像一個樂團把演出、教學、推廣、研究做得如此全面，卻完全沒提過政府。但我想問，這麼多年，他是否有遇到挫折？「在樂團中，政府贊助佔百分之十五，政府很重要，不過我不會有太大依賴，因為政府都不可靠，全世界都一樣。我們要自立，不幫，我們就自己來，這是我們喜歡的東西，不要怨東怨西，哪個行業不辛苦，不要以為只有藝術比較辛苦，士農工商都一樣。我的挫折比掌聲多，只是我的習慣或者說中國人的看法——報喜不報憂，你報憂，沒人同情你，反而怕你帶來麻煩。你報喜，他就會鼓勵你。做就對了！」他仍然一直在做，現在的他有三個夢想，一是多陪女兒，二是日後女兒出嫁能嫁到他們家隔壁，三是讓朱宗慶打擊樂團成為沒有朱宗慶的打擊樂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