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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事,似乎永遠不能遺忘——李傑個展〈Something you can’t leave behind〉

文:小米 | 圖:Massimo De Carlo | 攝:Winnier Yeung@iMage28 | 本文轉載自2017年7月號(vol 72)《△志》

距離上次在港舉行的個展,至今已兩年有多。李傑早年將工作室移至台北,自言甚少時間留港,然而因著咩事藝術空間的事,往返這裡的時間多了,他坦言現在對香港的感覺不再是憤怒。回看兩三年間社會上發生了太多令人沮喪和絕望的事,他發現,原來那種社會、制度上的崩壞是沒有底線的。「我絕大部分的展覽項目都沒有所謂概念,我並不是概念藝術家,但會有一個情緒的框架,而今次,就是一種混雜的感覺促成,若真是要形容,我會說是一種絕望感,一種低氣壓。」展覽命題〈Something you can’t leave behind〉,便是藝術家此刻的心聲:對於在本土社會或國際地位每況愈下的香港,有些事情是不能放下,不能遺忘的。

李傑的展覽沒有策展人,他喜歡自己一手一腳去佈展,而他向來做展覽的方法,就是與當地有一點關係,與展覽空間亦產生一種關係,若然他身在外地,在不熟悉的地方做展覽,那種關係可能是很輕很輕的,回到香港則全然不同,「我在此地土生土長三十多年,這種感覺巨大得很,而我不能避開。」

情緒作為展覽的框架  

李傑說,他的作品很容易被解讀成很個人的創作,「其實不然,我覺得恰恰相反。如果在立場上我是在表達自己的話,你為何要聽我表達?我所講的到底有多特別,或者我的情緒有多特別,我自己也答不上來。」當他的作品做出來,構成一個展覽時,所呈現的感受更多是具一種普遍性。比如說到展覽中有一錄像作品內容觸及殺警,當日在展覽會場已有不少人問他:嘩你是否在直接表達對警察的那種憤恨?

「其實這個故事是舊時電影《省港奇兵》內的橋段:一個大陸人,在大陸因為殺了警察跑到香港,我只是借此橋段重寫。為何你直接問我是否對警察不滿?我覺得,是不是『警察』這一身份已經變得很敏感,成為一種忌諱?」展覽並不能抒解李傑內在的不安與騷動,那一份低氣壓情緒,他坦言一個展覽沒辦法影響些甚麼,同一時間也沒辦法整理些甚麼,「因社會的狀況是如此。一切是如此無奈。」

 

投影與膠箱化作的詩意

展覽的作品涉及多樣媒介:投影作品、油畫、錄像和裝置,場內作品瀰漫了一種親密感,一種不可解的詩意。李傑談及他的創作媒介,投影是這幾年間越用越多,「我需要光源,然而我討厭射燈。後來發現投影也可成為一種光源,而它能構成一種特別的空間感」,產生了一個彷彿可讓人內進但其實又不能進去的空間。他自言其投影作品不算錄像,因為並不是用來供觀者閱讀故事,更多是空間上的一個組成。而今次運用投影也有針對畫廊空間的考慮,因空間面積不大,「我在想如何拉闊它,當影投到牆上,有影的地方能將空間界定得較寬闊。」

而用來置放投影機的膠箱,是作品其中一重要元素,特別是《There is something in my head》,兩邊投影交錯,透過中間的膠箱再折射出去,彼此的影相互交疊,構成一朦朧的暗影,內藏隱喻引人深思。其實自兩年前開始,李傑已經用膠箱放置投影機。每當看到有展覽將投影機掛起,或專程設計一個白色座架起,他感到很無謂,而膠箱成了他一個最好的選擇。「它有種透明感。展覽通常給人一種神聖的感覺,而放幾個膠箱在那裡我又覺得可令它沒那麼神聖,我很喜歡這種感覺,很柔和的。」膠箱可收藏的東西有很多,當中包括秘密,這個想法又使他衍生出另一錄像作品《Skin》。當投影在膠箱上,會構成三個projection,還有第四個,因為有一個在投影機背後,李傑覺得,它所產生的光影效果,是想像不到、畫不來的一個非常特別的效果,而這樣一種視覺效果裝載著許多意思。

《There is something in my head》 ,李傑說作品的名字有點像歌詞,「有點像headbanger的音樂,重覆著一句歌詞,視覺上也是跳動得很快,我想模仿那一種節奏感,然而我的作品是無聲的。」他形容這作品很「中環」——就像一種你夜晚去完club,在中環威靈頓街或蘭桂芳一帶,路經那些嘈雜的酒吧,「你聽到那些嘈吵的音樂,但你覺得很安靜,而這一種安靜是沒有感覺的。」李傑為了佈展,在中環小住幾天,就是這幾天間發現了這一種感覺。這種中環的「安靜」,是不帶情緒的一種感覺,「都可以類比一下,比如說你工作很長一段時間,疲憊不堪,當你在回家路上,可能只一分鐘的時間,你也覺得累得不行,你的大腦很亂,你的身體很攰,然而那一刻是安靜的。」

做展覽:有感受  沒感情

和展覽命題只差一字的作品,《Someone you can’t leave behind》,創作材料來自藝術家的習慣:看到美的東西將之拍下。李傑一次搭飛機,在經濟客位內看電影,電影不甚吸引,然而拍得好美,到電影後半部他已對著狹小的銀幕不斷拍照,「我常常有這些圖像收藏,我後來回看這輯在飛機上的相片,那種欲言又止的感覺很強烈。我不認識那演員,畫出來的畫是為展覽準備的第一件作品,畫很細幅,但我感到它像幫我框起了整個展覽。」於他,這是一種創作的幻想,不是概念,讓他聯想起在香港或自己生活的地方,若有何事發生,其實放不下的可能只是一個人,可以是父母、伴侶、子女,畫中人只是一種象徵,一個抽象的代表,藝術家並沒有投放任何感情進去。「我覺得這個展覽是沒有感情的。我的處理方法是抽身的、不放自己的感情在內,它很明顯是有情緒,卻一點也不詩意。比如我處理那些圖象時,我視它死物一般來處理。我很難投放感情進去,而那種情緒卻很強烈,這我沒有辦法避免,每每回到香港,情緒起伏就比較大。」

對香港:有感情  沒感受

李傑這一刻對香港,坦言是充滿感情,卻沒有感受。「我在香港出生,在這裡長大。之前離開香港移居台北,是因為從新聞看社會上發生的事,感到很憤怒,要離開這裡,抽離自己,我才能創作,但對此地不是沒有牽掛。但現在我不惱怒了,因為再嬲也沒用。」李傑自言不是那種「大愛」的人,他重申不否定那種大愛,只覺得這對事情毫無幫助。每當聽到他們勸說大家要包容,他坦言是「癡線的」,因為這時局不需要你提出這些,而是要想出一些方法做多一點,卻也不是要提出大圖畫,作出很大改變,因為不在制度之內就根本改善不到甚麼,而在制度之內的人也做不到甚麼。「所謂絕望感,是我寧願很悲觀去看一件事,因為我覺得,悲觀起碼是一種正面的力量,我寧願承認事實是很差,或我想像得它更差,我才能有一些預備方法。我也不知自己可做甚麼,但我會做一點,我覺得這樣更踏實一些。所以我說我是有感情而沒感覺的。和展覽不一樣,剛好倒轉。」

「無論我如何想,我也想像不到香港會突然間變好。身處台灣,了解多了當地歷史,發覺一個好的社會,不是從天掉下來,真是要打拼回來,當中甚至是有犧牲的。回看自己的城市,只會增加這種絕望感。但又不是絕望到令人放棄,但是有一種悲觀吧。回看展覽身上,我會覺得是一個濾鏡,展覽的色調偏向藍色,可能這種悲觀是藍色的,是很悲觀的。但又是正面的,只是面對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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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傑 (Lee Kit)

1978 年生於香港,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現工作和生活於香港與台北兩地。李傑近期的個人展覽包括台北就在藝術空間「沒有擺動。」(2013)、第55屆威尼斯雙年展香港館「你 (你)。」(2013)、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每一口氣。」(2012)、北京觀心亭的「M之屋」(2012),溫哥華Western Front「亨利(你曾經這麼低落過嗎?)」(2011)、紐約 Lombard Freid Projects「1, 2, 3, 4... 」(201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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