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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小城的悲哀日常 訪康城短片金棕櫚得主邱陽

文:阿角 | 圖:《小城二月》 | 本文轉載自2017年7月號(vol 72)《△志》

媒體說今年康城華語電影缺席了,不論競賽部份還是「一種關注」單元都沒有中國、香港或台灣的代表。當然這說法不全然正確,華語電影在短片環節就交出了亮麗的成績表,台灣王逸鈴的《迎向邊疆公路》入圍康城短片角逐「電影基石」單元,中國邱陽的《小城二月》更一舉勇奪短片金棕櫚大獎,揚威康城。

 

一個小城冬日晚上的故事

訪問之時,康城影展只進行了一半,《小城二月》得獎與否,一切還是未知之數。「我覺得能入圍就已經得獎了,哈哈哈。」笑聲洪亮的邱陽,是一個平易近人的大男孩,很喜歡杜琪峯的電影,對拍電影有自己獨特的想法,對鏡頭訴說的社會故事很是著緊。

短短三十分鐘的《小城二月》,講述一個寒冷的晚上,一個母親為尋找失蹤女兒而奔波。小女孩是離家出走嗎?被拐走嗎?還是想不開自殺了?如同片中的母親一樣,觀眾無從得知事情全貌,只能陪著她一起著急。

「最初的概念來自新聞有關小區裡好幾個小女孩走失了,不見了。我覺得這個情況需要關注。然後我會想:她們為甚麼會走失?走失後發生甚麼事情?父母又做了甚麼?因為新聞報導只告訴你事情前面與後面發生的事情,中間的過程都是空白的。」電影由父母到派出所落口供,報告女兒走失開始。可是不只是警員,連父親也認為有過多次出走紀錄的女兒,不過是重施故技,不用太緊張。母親一人不能承受女兒失蹤在外,半夜跑到街上尋找女兒的身影,但只落得徒勞無功。

去到電影結束,女兒仍是芳蹤杳然,母親走進無盡的黑夜裡,不知前路如何。常州小城的冬夜,只見悲哀不見希望。我問,為甚麼會選擇一個開放式的結局?「因為生活當中,絕大多數的事情都是沒有結果的。電影中很多人都會想要有個結局,一個happy ending。但我希望這部短片能夠呈現出生活的實況。你的孩子失蹤了,不知甚麼時候能找到,或者一直在尋找的狀態。」邱陽說道。現實中,有多少故事能盡如人願?看《小城二月》時,觀眾的心跟片中母親一樣,暗願只是虛驚一場,女孩終究會回家,但我們知道,無人能預知女孩會不會回家,又或者期間經歷了甚麼,父母都只能無盡地等待孩子回家。

邱陽把《小城二月》的故事設定在他的家鄉常州,這是出於製作上的考量。「我之前的短片也是在常州拍。最大原因可能是,我是常州人,我家在常州。在常州拍片的話,不管是從創作或在實際製作上,有很多私人資源可以運用,比如說得到很多朋友的幫忙。畢竟作為一個新導演,拍這種小成本的作品,可得實質的幫助會更好一點。」不只故事背景是本地,連對白也用常州話, 「因為我是常州人,所以用常州話比較舒服一點。」但用本地語言,不怕觀眾聽不懂嗎?「看字幕嘛!(笑)中國跟歐洲的觀眾,也很喜歡看字幕。」

成長在江蘇小城常州,中國社會現況是邱陽電影最關注的題目。《小城二月》說的是父母子女關係的困境,邱陽在2015年曾入圍康城影展角逐「電影基石」單元的《日光之下》,透過一宗賠償事件,探討中國當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與對立。

中國獨立電影的困局

在中國長大,在澳洲讀電影。生活在兩個地方的經歷,給邱陽的電影帶來不同的角度。「 我也很幸運有機會去國外學習,很重要的一點是,你要用另外一種語言去生活、去接受還有很多不同的文化。澳洲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國家,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和人種。這讓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在我創作上很重要的一點是,我要說這樣的一件事,而我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

無論是《小城二月》還是《日光之下》,邱陽的短片都是較偏向寫實、沉重,這在重視商業元素的當代中國電影界裡,無疑是走一條特立獨行的路,這也是為甚麼《小城二月》獲頒短片金棕櫚大獎,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確實,今天中國電影投資者眾多,資金豐富,但投放在獨立電影裡的卻少得可憐。「中國很多獨立電影人還是在狹縫中求生。他們為了追求理想,過得很辛苦。我覺得他們值得過更好的生活,被更多人尊重。」邱陽覺得,有時我們理所當然以為,投身拍藝術片的電影人,就注定生活過得艱苦,往往把這樣不正常的遭遇正常化了。

他認為,這樣的狀況,並不是關於一兩個導演的事,而是整個電影圈,以至電影觀眾的問題。「其實這不只在說拍電影的事,觀眾的水平也要提高起來。但這需要很長時間的培養。可能要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才能把藝術片的觀眾培養起來。」

今天,華人年輕導演能揚威海外,絕對是件值得高興的事,然而除了為他們自豪外,這班電影新力軍又有沒有一個能讓他們繼續創作下去的環境?我不敢太樂觀。執筆之時,中國動畫家劉健反映當代社會問題的作品《好極了》,被迫撤出法國安錫影展。面對內容審查、面對市場傾側,中港台獨立電影人又可如何自處?這實是華語電影圈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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