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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劇場來旁觀世界——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放逐》

難免談到近來的反送中運動,更何況方祺端自言新作《放逐》與這場運動有關,再一次,因為政治事件的變化,劇場與現實拉近到不可分割。對阿端來說,劇場外香港變動之巨大,從6月至今,每天都像要重新認識我們身處的城市一樣,也迫令他要貼近現實。劇場作品還有甚麽作為?對像他這一代的創作者而言,似乎是要問的問題,而阿端的作品一直都在探索劇場語言的可能性,從燈光到聲音,而今次, 他說要了解獨白。

探討政治冷漠者的背後因由

新作早於兩年前寫成,當時在「新文本工作室2.0 」以《石頭、折技與黑狗》作讀劇展演。故事關於一家三口各自面對一天的狀況,書寫香港的過去與現在,還有三個世代的經歷。「劇本可以說是雨傘後不久寫成。當時每次經過金鐘、旺角及銅鑼灣的佔領地區都覺得,這是一個和外在沒有關連的世界;當我回到將軍澳屋企,我又到了另一個世界。只不過半小時的地鐵車程,就穿越了兩個世界,像平行時空一樣。」然而方祺端要寫的並不是參與社會運動,這樣來回屋企和佔領現場。令他更好奇的,其實是沒有參與的人,香港的狀況對他們的生活、思想所產生的影響。而他的寫作都是以家庭作為結構,從家庭中反映社會問題。「我寫的是,對外人來說可能是一些所謂政治冷漠的人。如果當時雨傘有100萬人參與,那其餘 600萬人為甚麼不去參與?我對此很好奇,想寫這一群對政治冷漠的家庭,及他們背後的理由。」

阿端提到自己的創作,一直以來都難以用論述或廣闊視野的態度創作。相反,他往往從人物性格、甚至小事中反映出來,之不過他寫到這家人時,並沒有將自己的經驗放進去。「這不是從個人反映社會。我相信所有事都有因果關係,為甚麽這班人冷漠無情?爸爸媽媽也好,就算是同年代的人也好,也確有這樣一班人,到底經歷了甚麼令他們覺得不重要,甚至只帶著旁觀者的眼光去看待,這都是我想探討的。」他今次花了很多時間做資料收集,整理出每個人物的歷史背景,例如踏入「收成期」的爸爸,「我設定了他是經歷過十年文革來到香港,十多歲時經歷過風風火火的日子,特別投入去參與。」至於媽媽一角,他刻意將之與父親的角色作相反設定,是一個50多歲的全職主婦;父親是從北方來港,母親生活在滿佈國民黨人的調景嶺區,「他們原本想去台灣,並不是想去香港,想不到竟留在香港這麼久,媽媽就在這兒生活。活在一個奇怪的氣氛下,到底社會運動、政見有沒有影響到她的生活?媽媽的故事和政治一點關係也無,是一個很私密、個人的世界。」

由移民城市、中轉站到落地生根

「其實三個角色都是香港人的某種典型。由作為一個移民城市,大部份人也沒有想過會落地生根,只視之為中轉站。當中有被迫、也有慢慢習慣留在這兒生活,然後生了我們這一代。」今年他再重寫劇本,變化最大是寫同代人——兒子一角和兩年前所寫的變動最大。因為要將這段時間所看到、經歷到的都放進劇本裡,但這部份對他而言也是最難寫的,修改時都在六七月,亦正值運動火紅起來的時候。這段時間他無法專心,要在當下直接就地取材,又要有段距離地看本來就不易。從雨傘到反送中運動這段時間,因為年紀增長在運動所站的位置退得越來越後,更像一個旁觀者。他寫不到衝到最前的一班人,「就像我如今在運動現場都只能傳物資,在後方打氣,我寫不到前線的想法,已經不是這一班人了。要背起頭家,要想未來如何生存,是一班輸唔起的人,有很多包袱。結果,這一班人,有可能甚麼都做不到。」阿端坦言,他一直感興趣的,就是旁觀者的角度。對他來講,有些事改變不來,一如這一班經過三個月都沒有變化的人。「兒子是冷漠的,即所謂中立的那一班,我設想是70-80後。從我觀察所得,他們也不是不贊成遊行、 示威,但與十多歲、衝到最前的一班比較,對於這個角色,有些事我都不認同。」然而經歷了這幾個月,又有誰真的能如常生活?難道生活軌跡可以與以前一樣?這是一個連旁觀者都被迫拉入去的社會事件,無法容身又如何自處?這正是阿端所寫的主題,要寫出這群人的內心感受。這亦如同他在「眾聲喧嘩」的一系列實驗作品中,他想用獨白、而且要用盡所有獨白可以表達的方式。

「很多人說我寫的不是對白,是獨白。確實我喜歡寫獨白,整部劇作的人物說起話來也像獨白,我將獨白去到最盡。」但阿端自言這也是一個非常貼近傳統的故事結構,從家庭開展,分了爸爸、媽媽及兒子三個角度,從放逐、尋找至回歸,從一家人經歷看來很平常的一天,表現出各自對人生和社會的看法。「我想將劇本設定為更寫實、更有歷史感,我希望人物是立體的,相信今次較少人說我離地了吧。」阿端笑言自己在社會的角色也像一位旁觀者,用劇場來旁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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