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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自由的界線、人權議題及狀況——第九屆人權紀錄片電影節

文:何阿嵐 . | . 圖: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 | . 本文轉載自2019年9月號(vol 96)《△志》

今個炎夏,你有沒有一起去「發夢」?前線勇武和理非到不分化不割席你無可能無聽過,一下子學識分辨防護口罩、防護催淚彈、槍聲;面對不同法律程序如何面對,香港人尤如上了一堂深刻的公民課,題目是關於公義和暴力。為不公義與自由去抗爭,不只是在前線;更可能要在獲得民主之後繼續去爭取正義。踏入第九屆的人權紀錄片電影節,今年以「 I Xpress 我敢講」為主題,放映七部來自不同地區、有關表達自由的紀錄片。無論是過去威權時代的不公,或是與前線抗爭者同步參與、紀錄他們的心路歷程,或許我們都是從其他同樣走過漫長抗爭之路的國家之中,獲得經驗。

1975年11月20日,西班牙的電視上一句公告,「西班牙人民,佛朗哥死了。」經歷了四十年的軍法獨裁統治終於落幕,獨裁者佛朗哥逝世,西班牙開始推動君主立憲,並將當時被關押政治犯全部特赦。然而在佛朗哥政權時代,掌權的人也同時被特赦,西班牙政黨之間也達成了「遺忘協定」,從此視這段歷史不可回憶,作惡的人無法被起訴。開幕電影《沉默共犯》就讓觀眾隨著導演夫婦的拍攝,從一位80歲老奶奶述說她母親陳屍公路的經歷開始,到2010年經歷過佛朗哥政權的受害者,在阿根廷法庭提出國際訴訟,讓這段歷史再次浮上枱面,開啟其轉型正義之路。六年的拍攝過程不只記錄了曠日費時的國際訴訟,更述說了人們面對傷痛時的掙扎,卻沒有失去希望。電影展示了他們如何組織、建立法案、重新審視,紀錄一群西班牙市民透過國際法庭跨海起訴20名政府官員的故事。

抗爭從來都是漫長而痛苦,在勝利來到之前誰也不知前路是否光明。《與曼德拉同行》並不是一部曼德拉傳記,而是講述1963年一次長達九個月的歷史性審判,令曼德拉及戰友被判終身監禁。當日法庭上沒有相機,但整個審判過程被錄了音,兩位導演Nicolas Champeaux和Gilles Porte從256小時的素材中選取最有力的聲音,其中包括曼德拉最有名、抗辯程序開始時長達三小時的演講內容,從檔案片段、木炭風格動畫及採訪中,當年受審的人和他們的家人也一同聆聽當時審訊的錄音,從 Winnie Mandela和檢察官Percy Yutar的兒子David Yutar,和其他人物的受訪裡,尤如提供了一堂歷史課,受訪者們看似輕描淡寫,實則經歷了27 年的牢獄生涯,這位南非前總統在,也踏上了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實現種族和解之路。抗爭者到底要經歷多漫長的煎熬,這都是我們難以想像的。

或許我們正生活在最壞,又是最好的時代裡,於是我們可以見證著、參與了一代人的成長;而參與政治運動的年輕人,都由原本單純的心靈經歷了蛻變,走上全然不同的人生路。由台灣導演傅榆以8年時間製作的《我們的青春,在台灣》,記錄了首批來台讀書的陸生之一、大學生蔡博藝親身參與台灣社會運動的歷程,及另一故事線較為人熟識、在太陽花學運擔當領袖之一的陳為廷在前線抗爭的日子。當日馬英九執政台灣,8年下來兩岸關係更緊密的情況下,兩岸青年同樣有他們對社會正義的訴求、高舉民主自由的使命感。青年人意識到權利和所在國家的前途需要由自己爭取,而陳為廷和蔡博藝更試圖進入體制參選,結果卻是傷痕累累退場。而這場遲來的青春成人禮不單影響了他們,更對攝影機背後一直紀錄他們起起落落的年輕導演傅榆帶來影響,表達出個人對政治、青春的成長之痛。

獨裁者可以運用任何理由來限制個人自由,例如宗教。阿拉伯世界一直規限女性的自由,打壓女性行動,除禁止女性駕駛,連她們的思想並創造力等都受到原教旨主義者的控制。所以,當看到《巾幗詩人》時,不得不服女主角Hissa Hilal的勇氣。在阿拉伯世界,詩歌享有崇高的地位,有些詩人在當地擁有如同搖滾巨星般的愛戴與崇拜。 Hissa 選擇用詩歌作為武器,參與了阿拉伯世界盛極一時的百萬真人騷節目《百萬詩人》,更成為首位女參加者進入總決賽,觸發輿論,而她也因此成為國際知名的詩人。她的詩主要向不公的控制思想指令開火,特別是宗教命令,正如她在戲中所說,「他們會為任何簡單的事情攻擊你,將人本應允許所使的事與該禁止的混為一談。」這樣的教令對她而言宛如隱匿於黑暗一角的野獸,令人憎惡。Hissa 詩中表達情感的方式熱烈而直接,她會用上強而有力的字眼來宣洩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更用極端對抗極端,用言語暴力反抗思想暴力,還有那些邪惡、野蠻、原始而盲目頒布教令的人。

暴力抗爭會不會是未來的出路?還是只成了無力面對改變的借口?挪威導演Karen Winther 執導的《割席之後》是一部自白書,作為曾經參與新納粹主義、極端右翼主義運動的過來人,她去到西歐不同國家,走訪與她經歷相仿的人。當暴力行動升級再升級時,恐怖主義失去判辨是非的能力往往比想像中容易,每個人也可變成極端分子。電影展示了沒有暴徒只有暴政,及離開極端組織之後的人生,但這並不是一部反法西斯主義或任何其他極端主義團體的紀錄片——它從一開始就非常清晰,說的是一種個人和解的形式。這是一個女人對她過去的探索——通過說話、與人分享她的經歷、與其他人的聯繫來完成。她在《割席之後》紀錄了一系列因恐懼和信仰、還有個人經歷使他們走向極端的例子,雖然他們的行為看起來絕望和讓人誤解,但投入極端行為背後的情緒卻是可以讓人理解。Karen Winther 創造了一種讓觀眾可理解的位置,電影中最重要的元素是展示人類的錯誤和救贖能力,並且沒有人是不可挽回的。它對於人性、善惡,及暴力發生時的理解,做到真正的「和理非」,為觀眾提供了一些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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