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成功與否的實驗

演戲家族自比為「香港音樂劇旗艦劇團」，過去他們亦確實製作過許多膾炙人口的音樂劇，包括《遇上1941的女孩》、《四川好人》、《一屋寶貝》等。但音樂劇本身注定是屬於成本較高的劇種，演戲家族行政總監姚潤敏娓娓道來這種大型製作的理想發展：「如果是一個話劇，可能有很好的劇本已足夠了。但音樂劇則需要劇本、歌曲、歌詞，還需要很多的舞台技術……而在歐美，你看West End、百老匯，開展一個高成本的製作，他們會由圍讀開始，再發展出工作坊，然後到一些城市作巡演──為的是一個創作的發展。」

然而，香港種種的條件限制，似乎並未容許如此理想的發酵過程：「岑偉宗他們其實已用了兩年，才創作出《穿KENZO的女人》這個劇本和這一系列音樂。這兩年精雕細琢的時間，不是我們以前慣用的那種模式下會發生的事情吧。以往是目標為本的，政府給了這個場地予我們，我們要做表演，那我們就『砌』吧。如果繼續用這個模式，你又怎會用兩年時間做呢？資源從何而來呢？沒有可能吧。」

但無論是演戲家族，還是岑偉宗，都不甘心創作被困在這規範當中，被資金、運作模式或劇種所限制。因為對他們來說，要有高質素的製作，必須要做很多實驗：「從圍讀中得到觀眾的回饋後，創作人便可去沉澱、反思，重新調整作品與社會、觀眾的關係。並與自己的要求重新融合，再投入創作──我覺得這才能夠提升到作品。」

政府資助亦是制肘﹖

滿以為演戲家族得到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便可無後顧之憂。誰知正因為有了「金主」，某程度上亦難作更大發揮：「香港的環境令我們習慣了在『模』中創作。很多時我們（藝術活動）的最大主辦機構都是政府，這衍生了一種不變的模式──他們給你一既定的財政預算、既定的場地，而那些場地可用的時間，不會超過數天。無論我們的表演是甚麼內容、構思、主題，你也是星期五開始表演，星期日收工。創作怎可能在這個模式中，持續地進行呢？」

「例如，今次這個劇需要一個『說書人』──但如果你的財政預算只有這麼多，你就只能忍痛刪除，因沒有資源加入新的元素。」這令他們必須思考如何用有限的資源，去做最多的事。出乎意料地，劇團並沒有去想怎樣「勒緊褲頭」，反而來個完全不符合經濟效益的「圍讀」。姚指出，場地的租費、演員的薪金與是次圍讀所收取的票價，收支嚴重不平衡。「但我仍然覺得這是很值得投資的。唯一可以盼望的是，實驗可以成功──只是純粹在創作上，站回在自己藝團的一個本位，以創作出發，希望可以做到我們心目中所要求的東西，不理成功與否。」

由善用資源到入不敷支，不能不說是個反高潮吧﹖「哈，我們已放低了以前，每一個決定都要先考慮財政的習慣——既知今次的落差會很大，那就索性不在乎了。只要我們下個月還能交租，就暫時這樣吧。」而為了這個《穿KENZO的女人》，全團人可謂傾盡全力：「今次大家都有一個很大的共識和承諾︰我們不顧一切，要豁出去，只為把事情做好。」  

演戲家族為了創作，大膽嘗試更多「無利可圖」的可能性，固然值得讚賞。然而，劇團的狀況卻指向香港當下一些更棘手的處境。一如早前藝發局推選活動中，許多候選人都談及藝術資源不足或分配不均的問題。到底香港的藝術發展處處碰壁，是否單是錢銀的問題﹖若然獲得資助的劇團亦叫苦連連，那麼其他未獲資助的團體又有甚麼出路﹖又，為何香港藝團要建立自負盈虧的運作模式，總是這麼困難﹖

這「一籃子」的疑問，當然未能輕易解決。還是當個有要求的觀眾，參與一下演戲家族這個「圍讀」的實驗，看看它有甚麼吸引力，令他們個個奮不顧身，情願蝕錢也得做吧。

有關劇作的內容及詳情，請參閱文章︰錢瑪莉的年代 — 《穿KENZO的女人》圍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