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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民談

ArtManTalk

直到錄音師替我量度我站的位置、咀巴的位置和咪高峰之間的距離,所有回憶才不受控制的湧上心頭。

我一直的主要工作都是莎翁口中的struts and frets his hour upon the stage,然後就是教學和創作,很少留意自己是配音員的身份。

實在不記得從何時開始,總是相信美好的事情很難長久的我,總會在生命最寫意安穩的時後,問自己一句:「如果有一天我失去某些幫助我來到這裡的能力,我該如何繼續活得像自己,至少能夠有表達我自己的能力呢?」

很有趣的,我生命裡佔大部份時間都在用歌聲傳遞和創造一些我覺得重要的事情。只是越有人說你做得挺好的,我也快樂,但那份快樂可能有一部份是來自虛榮,來自喜歡得到認同,來自好勝心;所以那些快樂並不長久,反而越會想到假如有一天我完全失去了最能代表自己的一種能力,我還是不是原來那個我呢?就像舞者如果失去了腳、畫家失去了視力、音樂家失去了聽覺一樣,我總是想像自己有一天會失去聲音。

上天保佑,劇場終於能開放至75%入座率,《我們的音樂劇Reimagined》也順利的和觀眾見面。

香港音樂劇界接近五十年以來,有那麼多人默默耕耘,創造而製作很多獨有而香港式的佳作,卻好像依然未能像電影或流行音樂普及化。天時地利人和,總要一位有遠見而能力超卓的人,踏出第一步,去記錄、見證、推廣那條大家一直走下來的路。這一步是高世章老師藝高人膽大的踏出了,也很感激老師在我回港不久以後的邀請,並且總是包容我那回復得很慢的身體、以及我對自己是否還能勝任這種短時間內要排好一個(對我來說是)全新製作的質疑,一步步的重新投入樂海其中。

上年年底提早了回港,也就在決定行程時一口答應了音樂總監的邀請,回來主演《城東舊事》音樂劇音樂會。怎料途中打擊重重,進出了醫院好幾次,也在身體最壞的時候要處理媽媽離開的事實,更何況是疫情下一系列讓親友不能團圓的政策,讓人身心交瘁。曾經一度擔心自己真的要倒下了、真的應付不了,指揮和團隊卻是萬分信任和願意給我空間和時間,實在感謝所有人的包容,演出到最後順利進行並得到優秀的拍攝團隊為之記錄,在這種內在和外在環境下,對我來說有如奇蹟。......

我是近幾天才能重新執筆,我覺得我可以重新寫字了。

有些人在人生最痛苦的時候,依然能夠創作。我小時候什麼都不懂,只覺得很厲害。成長在幸福的家庭,我只能想像,想像他們的動力是否來自痛苦,也想像創作的意義和藝術的意義,一切也只是想像著。

直到這幾個月,每一天都過得好吃力,我開始明白了什麼。

世界已經黑暗得你以為沒可能更黑暗,實情是沒有最黑、只有更黑。所以,在這段時間內,沒有甚麼比成為自己的光更重要。先好好保護自己心中的那枝燭光,不要讓它熄滅,才能想像下一步可以如何把它蔓延,縱然渺小、縱然緩慢。

我的第一步是:找出不幸中的萬幸是甚麼。作為一個自由身藝術工作者,本身已經(被逼?)習慣了和uncertainty相處,所以對它的免疫力大概相比對武漢肺炎的稍為強一點。又,本身已經預算了這一年把自己拋到了地球另一端,沒有急著(也其實沒得急)能夠建立甚麼的,但求慢慢適應就好,只是剛好遇上世紀大疫症,先別說建立,能不被摧毀已經很好了。西班牙每天新症一萬宗,冠絕歐洲,所以,最後把自己的底線調整至「今年不要死掉就好」,命最好像生化危機的Alice一樣硬淨。

武漢肺炎,不論你改了多少次名字,你都把武漢以內和武漢以外的人全害慘了。可你是病毒,病毒要散播和寄生,實在是合理不過,所以也不能怪你,要怪就怪直接或間接創造你出來的人類。

如果我明天就死去,那我真的可以跟所有人說我做了一世人自由身工作者。要知道自由身工作者,有利有弊。先說利:我對這種生活模式一往情深的原因是我喜歡多勞多得的感覺,喜歡當自己的老闆,喜歡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喜歡自己的工作範圍和能力沒有被單一的標籤,也喜歡生活模式不受規限。弊處?我只看到一點:不穩定,手停口停。

今年六月,一個機緣讓我特別反思香港人在世界的聲音。

對於香港通過了一條表面上有爭議性但實際上是純純破壞沒建設的惡法,香港 有不少藝術工作者聯署反對。世界正在看著香港,特別是不少視香港為故鄉的 海外朋友。

有一位個年輕的亞洲女孩,在德國科隆的音樂電台任職自由身記者。她非常重 視香港的事情,想讓德國的藝術界在輕鬆傾聽音樂之時,也可以一聽香港的聲 音。於是她找到了我,問我可否在5月35日的音樂節目中和她一起說幾句話, 特別是以一個香港藝術家的身份,告訴德國的觀眾我最擔心甚麼。

我倆素未謀面,卻因為兩顆都想透過藝術渠道「替香港發聲」的心,通了一個 很長的電話。她在德國土生土長,廣東話帶點口音,對我來說卻是特別動聽。

近來開始戀上新居,比起在香港的蝸居寬敞得多。露台外本來有幾棵一直強調著冬天有多肅殺的白樺樹,但近來它附近的櫻花樹竟然嬌滴滴地提早開花。走在路上的總是悠閒的人、嬉戲的狗和不斷找東西吃的白鴿。

這樣的環境讓人很容易就選擇整天宅在家中還稿債(這半年有兩個劇本要寫,一個英語的學校音樂劇,另一個是自己的新音樂劇),幸好好奇心作崇,忽然想找找巴塞隆拿近來有甚麼好看的音樂會。

《Candlelight: 250 años de Beethoven, Claro de Luna bajo la luz de las velas》(西班牙語。意思是貝多芬的250年:燭火下的月光)啊!看到了才想起今年是偶像的250歲生日,鋪天蓋地都是他的音樂會呢(我還要身在歐洲)!

智利十月中宣佈地鐵加價,引發首都聖地亞哥過百萬人上街,雖然政府後來撤回加價決定,但人民仍因社會存在已久的不平等現象,繼續逼總統Sebastian Pinera落台,並要求大幅改革經濟。遊行以學生和青年人為主,他們高舉示威牌,寫上各大訴求,包括更佳的薪酬、改善退休金保障、推行教育和醫療改革等。部份司機更堵路,為爭取取消濫收昂貴的道路使用費,演變為近30年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兩個月後,聯合國發表報告,批評智利軍警對示威者使用過度暴力,指責他們專門攻擊眼晴,導致345人眼睛受傷,其他包括性侵、毒打、行私刑和在沒有受威脅下開實彈殺人等罪行,嚴重侵犯人權。群眾堅持為受害者討回公道,持續上街示威,最後Pinera為解決自己的管治危機,政府不得不立即詳細交代如何改革警隊,又答應調查856宗濫暴個案,將多名涉事警員繩之於法。

每次說到我的創作路,不得不提與師父張義的第一次火拼經驗,窮追不捨地逼他到工作室示範,從早到晚纏著他評論作品,到後來才成為他的近身書僮。作為中文大學藝術系的畢業生,朋友笑我是交大學學費,最化算的學生,在七年的學藝生涯中,三年都在藝術大師的陸羽茶水和酒水中浸著。我也笑答,所有的助學金,都在此時換成書本和古董小玩意,走上「敗家」之路,打個平手。以前,夢想成為中學教師才是正道。誰知道,他,「引誘」我走上創作之路;他,鼓勵我在創作上離經叛道(甚麼材料方法都可以交互替用);人多的地方不要去[1](已是潮流就別做了);心口掛著「勇」字(大不了,重頭再來);創造自己的路,豐富多彩,識飲識食識玩(要專也要博,更要雜學),不要只拘泥於「做嘢」(苦工賺錢)。這似是而非,非一般人理解的人生哲學,不只影響了我,也啟發了幾代重要的香港藝術家。

如果我的生命一直被劇本、音符、歌詞包圍著,那就像寒冬時室內的暖氣一樣,讓我很安心的演、唱、奏、寫,我在暖意中試驗、遊玩、鑽研,從來是快樂和積極的,就像冬天從來不存在一樣。

我經常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我走出這間暖意洋溢的屋,在寒冬裡,我還剩下甚麼?我將會變成甚麼人?我其實是甚麼人?我會變得更勇敢?還是其實我很懦弱,離不開那一室暖意?

「一隻小鳥之所以不懼怕她站立在一棵可能會折斷的樹枝,那是因為她的信心從來不在那枝樹枝,而是在她自己的翅膀。」這是我極喜歡的一句話。

【仁云亦云】念

王天仁 Mar 06, 2020 藝民談 | 視覺藝術

相信誰也沒料到,2019年,我城會在一個沒能醒過來的惡夢中結束,而這個結束,更可能只是個看不到盡頭的開始,在此之前,想用「念」字盤點一下只得一半的2019年。

意念vs信念

近半年來因著社會情況,所有人的生活節奏都搞翻了,對藝術文化圈而言,更是愁雲慘霧,因「自由」二字向來是所有創作的基礎,當自由受到威脅,誰還有心情對外間一切不聞不問,然後躲在studio只顧埋首自己的作品?在義憤填膺下,有人透過作品表達情緒和意念(idea),亦有人深感藝術意念無用,親身以行動參與,來表達更為直接到肉的訴求和不滿,將創作意念暫時放下,以藝術家以外的身份表達自己所堅守之信念。